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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来讲述新作《机村史诗》:“乡村是我的根”

张杰 发布时间:2018-04-10 08:44:00来源: 华西都市报

阿来作品

阿来讲述《机村史诗》。

又是一年清明时。清明这个传统节日,气质很独特。它让人的眼光和思维,暂时超越当下和俗世,而投入生与死,肉与灵,消失与永恒等更形而上的课题。而这正是有见识的卓越文学家用文本关注的对象。田野需要河流,黄土等待春风,人间不善忘。让我们从阅读,回到故土。

跟乡下的大多数孩子一样,少年时代的阿来,以为自己生活的村庄周围几十平方公里大的地方,是“很广大的世界了。”直到有一天,一个地质勘探队,来到了阿来家所在的村庄。他们的帐篷就搭在村子里的空地上,他们的工作就是叩问地底的秘密。那些人看起来显然比村子里的人更能洞悉这个世界。这极大地激起了阿来的好奇。

有一天,地质勘探队中的一个人发现了这个好奇的孩子:“你想不想知道你们村子在什么地方?”然后,一张幅面巨大的黑白照片在好奇的少年面前铺开了。那是一张航拍的地图照。满纸都是崎岖的山脉,纵横交织,明亮的部分是山的阳坡和山顶的积雪,而那些浓重的黑影,是山的阴面。地质队员对阿来说,来,找找你的村子。阿来没有找到。那上面不止是没有他的村子,而且没有任何一个村子。只有山,高耸的山和蜿蜒的山。地质队员就指给阿来一道山的皱褶说,你的村子在这里。他们对阿来说,这是从很高很高的天上看下来的景象。

那位地质队员肯定没有想到,他或许是一个无意间的发问,随意铺开的一张航拍地图照,开启了那个好奇孩子的心智,最终走向了更大的世界。多年以后,阿来在文章中回忆写道,“现在想来,这张照片甚至改变了我的世界观。或者说,从此改变了我思想的走向。从此知道,不止是神才能从高处俯瞰人间。再者,从这张照片看来,从太高的地方也看不清人间。构成我全部童年世界和大部分少年世界的那个以一个村庄为中心的广大世界竟然从高处一点都不能看见。这个村子,和这个村子一样的周围的村子,名字不一样的村子,竟然一无所见。”在那张是人从天上看下来的图像中,阿来还发现,“这个图景里没有人,也没有村子。只有山,连绵不绝的山。所见的就是一片空山。”而这片白茫茫的“空山”,成了阿来2006年至2008年内写完的一个故乡回忆系列小说的书名《空山》。

生活在流动,小说本身也在生长。初版过去10年。“空山”这个乡村系列文学作品,反而激起更多心灵的共振和共鸣。人们几乎感觉不到这是一本再版书,而像是一本新写的书。2018年春天,浙江文艺出版社再版了它。阿来给他取了一个新名字——《机村史诗》,阿来给出的解释是,“‘空山’挺好的。但很容易让人误解这是出自王维的‘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那个“空山”。不是的。没那么空灵,那么写意。”“机村”是阿来给自己的村庄在小说里起的名字,“‘机’,也不是一个标准的藏语词,而是藏语里一种叫嘉绒语的方言里的词。意思是种子,或根子。”

“这部小说也不是旧乡村的一曲挽歌。”

在《机村史诗》中,阿来将他少年时代从高远处看不到一点痕迹的村庄,以及村庄里具体的人,具体的痛苦、艰难、希望、苏醒,以及更多的迷茫,编织进他的文学故事里。他用怀念的笔调和心情来写那些消失的与正在消失的生命,正在消失的事物,以及正在消失的生存于这个世界的方式。

在一个工业时代,农业社会遭受到生活方式和灵魂节奏的冲击,影响辐射到文学上,让阿来的笔下有一种痛楚感。他说:“正是那种明晰的痛楚成为我写作的最初的冲动,也是这种痛楚,让我透过表面向内部深入。”空间的遥远与心理的切近,在阿来心中构成了这样一种奇妙的关系,“具体地描写时,我知道自己有着清晰的痛感,但现在,我愿意与之保持一定的距离。”

《机村史诗》由《随风飘散》、《天火》、《达瑟与达戈》、《荒芜》、《轻雷》、《空山》六个相对独立又彼此衔联的中篇组成。6个故事,不再有一条贯穿始终的线索,而是各自独立成篇。更特别的是,每个小中篇又分别带上一篇事物笔记和一篇人物笔记共同组成。每个中篇的主人公是不一样的,主要的人物是不一样的,主要的事件是不一样的。但是全部完成放在一起的时候,彼此勾连,成为一个花瓣式的架构。六个故事连起来动态地观察,就会发现每个人物在故事中所处的位置会不断发生变化,就好像自行播放的一部历史电影胶片。顺着灵魂的光影,阿来用他高超的讲故事能力和清澈的文笔能力,将一个村庄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这半个世纪之间的命运版图,彰显在文本之上。

之所以选择这样一种形式,阿来说,是因为故事的需要,并不是刻意追求结构的突破。从他自己的乡村生活经验来看,乡村的很多事件之间没有因果关系的连续性,并不像《暴风骤雨》、《创业史》、《艳阳天》等传统乡村题材小说里写的那样有一个大事件贯穿始终。“乡村的经验和历史,都已在城市化进程的辐射作用下,变得零碎和断裂。此外,阿来认为当代乡村里的人物,也再不是那样始终处于舞台中心的一个或几个了,他要写的,都是散落在各处的小人物,且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不同的人在不同的事件中各自扮演主角。

在小说中,能清晰读出有阿来的少年伙伴的影子,有他自己的影子,他自己家乡的影子。他说,他关切的他想要刻画的,是处在社会变革带来的痛苦和希望交替冲击之下的乡人。近些年,乡村变迁,乡土情结。成为大家关注的一个焦点。也是知识分子、文学界人士进行文学表达的一个热点题材。阿来似乎很敏感被误解的可能,他赶紧申明自己的情感基调和立场:“我不是一个一味怀旧的人,这部小说也不是旧乡村的一曲挽歌。因为我深知一切终将变化。我只是对那些为时代进步承受过多痛苦、付出过多代价的人们深怀同情”。对于时间带来的变化,阿来也有足够的智慧应对,“我不悲悼文化的消亡。但我希望对于这种消亡,就如人类对生命的死亡一样,有一定的尊重与悲悼。悲悼旧的,不是反对新的。而是对新的寄予了更高的希望。”

“乡村仿佛看清了那些艰难和痛楚的意义。”

来自乡下的阿来有很深的乡土情结,“乡村是我的根子。乡村是很多中国人的根子。乡村也是整个中国的根子。因为土地和粮食在那里,很多人的生命起源也在那里。虽然今天人们正大规模迁移到城市,但土地与粮食依然在那里。即便后来拜教育之赐离开了乡村,我也从未真正脱离。因为家人大多都还留在那里,他们的种种经历,依然连心连肺。而我所能做的,就是为这样的村庄写下一部编年史。” 这种情结又不单纯是一种情感,也来自对农业的深刻认识。阿来相信利奥波德所说:“人们在不拥有一个农场的情况下,会有两种精神上的危险。一个是以为早饭来自杂货铺,另一个是认为热量来自火炉。”

乡村是有韧性的。写完这部小说,过去了十几年的时间。阿来感觉到,每一次变革都带来痛苦,每一次变革都带来希望。当年的希望已经不再是那么渺茫。为这套再版书写下序言前的两小时,他在一个正式宣布脱贫的村子中行走,身上还带着养鸡合作社鸡场的味道,还带着公司加农户的蔬菜大棚中那些圣女果的味道。他感到,“乡村为中国发展牺牲自己的时代正在过去,城市返哺乡村的时代开始到来。但在我小说结束的那个时间点,这还只是一个渺远的希望,但乡村已然看见了一点救赎的希望。”在他离开故乡的村子多年后,因为不忍心看到家乡森林的消失而不愿回去。但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大家对此有了足够的警醒,也让这一状况有所改善。因而,他在小说里创造了一个毁败过森林又开始维护森林的人物。阿来说,这是他真实的发现,而非为小说故意添上一个光明的尾巴。

现在他每次回乡,都能看到年逾八旬的父亲在尽力看顾着山林。那些残留的老树周围,年轻的树茁壮成长,并已郁闭成林。从清晨到傍晚,都有群鸟在歌唱。出家门几十米,我就坐在了荫庇着我儿时记忆的高大云杉的荫凉中,听到轻风在树冠上掠过,嗅到浓烈的松脂的清香。如今,我也不用再担心,这些树会有朝一日在刀斧声中倒下。阿来的心中又滋长出希望:“乡村在进行自我救赎和觉醒。乡村为中国发展牺牲自己的时代正在过去,城市返哺乡村的时代开始到来。但在我小说结束的那个时间点,这还只是一个渺远的希望,但现在,乡村已然看见了救赎的希望,仿佛也看清了那些艰难和痛楚的意义。”

用文字表达少年伙伴命运飘零的痛楚,十年之后的阿来,对乡村充满了十足的敬意。在《机村史诗》后记中,阿来引用美国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说:“倘若遵照荷马、维吉尔、弥尔顿创作史诗的标准,我们现今已没有可称为史诗的体裁。”但他又在他名为《史诗》的批评集中,把《白鲸》、《追忆似水年华》和《源氏物语》这样的作品也纳入了史诗的范畴。他以《圣经》中雅各为例,重新定义了史诗:“英勇地整夜搏斗,拖住死亡天使,以求赢取更长的生命赐福。”阿来写道,“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乡村在那几十年经历重重困厄而不死,迎来今天的生机,确实也可称为一部伟大的史诗。”

(责编: 陈冰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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